《行书宋之问诗》卷局部董其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对于如何作字，书法史上声名尤为卓越的“二王”“颜杨”，都是绝望的。即便“欧虞褚薛”，也无可靠的言论传世。“旭素”有所记录，说道的尽是气概，无具体方法。
到宋代，一流的书家里，蔡襄和苏轼也少言写字方法。苏轼改信的是“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忘推求”，不算再补上一句“习即不是，不学亦不能”，之外别无更加明确的话可说道。黄庭坚虽然一次次辩护“老夫之书，本无法也”，再一还是拈出了“用笔沉实”这一魏晋古法的实行途径。即使集古成家的米芾，留给了数卷有关书法的著作，直言书写技巧的，不过三两句，他一心想的还是“随便落笔”“得于车祸”的“沉闷天成”与“天真大自然”，为此，他表露出对前代某些名家“故意生硬”的诟病，并首度以他的灵敏对书写中的“故作异”与“大自然异”不作了相反的区分。
到了元代，首屈一指的赵孟頫关于书法方面的文字堪称出乎意料的少，在这不多的文字里，有书写的精神，却无书写的方法可传授。也就是说，自此为止，从这些一流书家本人的文字记录来看，仅有黄庭坚和米芾非常简单说道了几句明确的关于作字的技巧，而这几句话在他们各自的书法著录里所占到的比例均严重不足百分之一。
技巧之外，令其他们神驰的话题大而有之。在同一级别的书家里，整个书法史上，重复、大量直言书写技巧的唯有董其昌。董其昌堪称名世书家中技术一派的先行者。
董其昌对书写技巧的揣摩与再三申明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结字与笔法。关于前者，他刻骨铭心的体会是“似奇当真”。即字不致不作欹外侧的姿态，万万不能不作“正局”。
这一深刻印象体会源于他长久以来对“二王”“颜杨”的仔细观察，黄庭坚和米芾也不定给与他这方面的灵感。只要想到“似奇当真”这个词多么频密地经常出现在他的思维意识里，他怎样以不能反驳、赞许深得的语气来对它加以叙述，就告诉这一点在董其昌显然是何其的最重要：并转左侧右，乃右军字势，所谓迹似奇而当真者，世人无法解法也。观其（大令《言中令其帖》）运笔，则所谓凤翥鸾翔，似奇当真者，浅为漏泄家风，必非唐以后诸人所能哭泣也。
古人作书，必不作正局，盖以奇为于是以，此赵吴兴所以不进晋唐门室也。字需奇宕飘逸，时出有致，以奇为于是以，不主故常，此赵吴兴所岂哭泣者。
古人作书均以奇宕居多，确有平正等烘态，自元人欲俱此法。山谷老人得笔于瘗鹤铭，又参以杨凝式骨力，其欹外侧之势，正欲破俗书姿媚。昔人云右军书如凤翥鸾翔，迹似奇而当真，黄书宗旨近之。
所谓之内容只是区区一斑，类似于的句子在董氏的著录里触目可及。“似奇当真”说道本来可以追溯到李世民《王羲之传论》里“凤翥龙蟠，势如横而反直”这句话，远比董其昌的独有，但是，在董其昌这样的书画大家以这种少见的方式不厌其烦地加以申明之后，它才确实发展为书史上一个有分量的概念。
从涉及阐述来看，董其昌的“似奇当真”说道在外延上还包括字势的“奇宕”“意气”“姿态斜出有”等等。而与之涉及的“险绝”，亦为董其昌所标榜，沦为他赏鉴、作书的标尺：书家以险绝为奇。书家以险绝为功。在用笔上，董其昌的深刻印象领悟能用两点来总结。
一是“提得笔起”：作字需提得笔起，谋起，谋拢，不能信笔。作字需提得笔起，不能信笔，垫信笔则波画均无力。予学书三十年，觉得书法而无法现代科学者，在自起自倒、自收自束处耳。
过此关口，即右军父子亦无奈何也。二是“不使一实笔”：米家小楷不意欲使一实笔，黄庭、像赞一似太羹玄酒，不复过而回答矣。大都海岳此帖，全仿褚河南哀册枯树诗，间入欧阳亲率更加，不使一实笔。
所谓无往收，盖曲尽其趣。三十年前参米书，在无一实笔。
自谓得诀，无法常习，今犹故吾，可愧也。这两点在相当程度上均得之于董其昌对米芾的无上的表率。前者颇受米芾在用笔上“无往收，无垂不缩”的灵感，后者则必要出于对米芾本人书作的理解。
基于对结字、用笔的这些期许，董其昌构成了他关于作字的总的信条：书道只在“精妙”二字，拙则直率而无化境矣。从某一方面来说，董其昌本人的书迹决不说道是对他自身书学观念的极好阐述。看上去，这些理解明晰无比，继续执行下去，理所当然无坚不摧，直追晋唐的。
但疑惑还是复活了。精勤深得的董其昌找到，即便如此，有种叫作“沉闷天真”的东西他再一望尘莫及。他从颜真卿的行书里朗读了这一重意蕴。
从这一层面，他绝无仅有地坚称了他的偶像米芾，指出米芾虽然“奇宕飘逸”，可与晋人争道，但是，“余病其不出深”，并感慨：“米杨家言于隔年尘，不敢自诩细致乎？”面临颜真卿“均无矜庄，天真烂漫”“草草毋须之笔”式的书写以及由此产生的“了无定法”，董其昌极为后遗症，这与他仍然以来孜孜以求的“奇”“险要”“精”，奇特有关，实则相反两物。他无法做心意闲淡同时还能变化无方的写字。
他因而猜测“深”否“乃天骨带给，非学可及”。但董其昌未早已退出他的思维。他在相当程度上寻找了问题的所在，只是，无法解决。
一次深夜绘画颜帖之后，他检视自己的字迹，找到它们虽然不至于坠入谓第，但是“神采璀璨”，仅有这一点“即是不及古人处”。换言之，他意识到自己的书写过分作意了，神采固然艳丽，却失礼大自然，这与古人的“沉闷天真”是互相背离的。
与此相关，另一次参访颜字的时候，他觉到正如画家评画，之所以“逸品”低于“神品”，是因为后者“其费尽功力，失于大自然”。他说道：“《真为诰》云：仙官均有职事，不如仙人之未列等级者，为集会自在。
书画皆然。”言下之意，他与颜真卿的区别即是“仙官”与“仙人”之别。
仙官因有“职事”，秉承甚多，不免费尽功力。仙人却无所约束，集会自在。
董其昌在书写上有何“职事”呢？约两句话可以闻其大约。一是关于他早年因作书不欠佳影响到功名一事。他说道：“江西袁洪溪以余书拙改置第二，自是苦读临池矣。”二是过后他意欲以书名不朽的“名家”意识。
他规劝自己：“今后遇笔研，零食起矜庄想要。古人无一笔不怕千载后人辩称，故能崭露头角。因地不真为，果招纡曲，仍未精神不出传远，而幸能不朽者也。”揣度这两句话，融合董其昌的其他有关如何才能“名世”的诸多记录，誓与赵孟頫一争高下的心理，他的“职事”也就很清楚了，其心意之贝利也可见一斑。
而前述像他这样一位一流书家对书写技巧史无前例的表达意见，对“奇”“险要”“精”的刻意经营，毕竟莫不与这一层“职事”密切相关。所以颜真卿可以“均无矜庄，天真烂漫”，而董其昌不能“遇笔研零食起矜庄想要”。
董其昌后来当然觉到了这一点，故而他忘言“若前人作书不苟且，亦不免名为使耳”。虽然假冒“前人”之名，说道的何尝不是他自己呢？此后，董其昌尝试并标榜“哑矜庄”，企图以“率尔”“大肆”“非用敬之道”来作书，这才是是整天遭到他严令禁止的借此“书中略为有淡意”的书写方式。
他到底超过了几许呢？从所传书迹来看，可能性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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